一場關於 OpenAI 創始故事的精彩辯論,由一封聽眾來信點燃。聽眾 Vikesh 對知名科技評論家 Ben Thompson 先前對 OpenAI 的「切斯特頓圍欄 (Chesterton's Fence)」評論提出質疑,這個比喻意指在不了解其存在理由前,不應輕率地拆除舊有的結構。Vikesh 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反事實問題:如果當年 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選擇了傳統的營利模式,我們今天所見的 AI 革命,還會如此迅猛地到來嗎?
這場對話,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溯,更是一次對理想主義與犬儒主義、崇高使命與戰略算計之間永恆拉扯的深刻剖析。
兩種敘事:是崇高使命,還是一場高明的騙局?
辯論的核心直指一個根本問題:OpenAI 為何要選擇一個在矽谷看來極其「不正常」的非營利/營利上限混合結構?對此,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浮上檯面。
- 理想主義者的版本:吸引「真正信徒」的唯一途徑
Vikesh 的觀點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他認為,正是這個「為了全人類福祉」的非營利使命,才像磁鐵一樣吸引了那些 AI 領域的「真正信徒」——例如後來成為 OpenAI 靈魂人物的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以及日後創立 Anthropic、同樣將安全置於首位的 Dario Amodei。
這群頂尖人才對純粹的商業利益抱持著根深蒂固的懷疑。如果 OpenAI 當初只是一家普通的初創公司,高喊著要顛覆世界並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他們可能連履歷都懶得投。在 Vikesh 看來,這個非營利結構並非一個商業上的錯誤,而是點燃 AI 革命之火不可或缺的催化劑。它創造了一個獨特的環境,讓最聰明的大腦願意投身其中,最終催生了 ChatGPT,並迫使 Google 這樣的科技巨頭從安逸中驚醒,全力投入這場競賽。 - 犬儒主義者的解讀:一場對抗巨人的「非對稱作戰」 Ben Thompson 則提供了一個更為務實,甚至帶點犬儒色彩的視角。他毫不諱言地將這個結構稱為「一個簡單的計謀」(a simple trick)。 讓我們先回到 2015 年。當時的 OpenAI 在資金、算力、數據,乃至於薪資方面,都完全無法與坐擁 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的 Google 相提並論。Ben 提出了一個經典的商業問題:「當你資源匱乏時,你該如何與市場的巨人競爭?」OpenAI 的答案是:提供金錢以外的東西——一個崇高的使命感。 想像一下當時的招募說詞:「我們知道 Google 能付你更多錢,他們的 GPU 也比我們多。但我們不一樣,我們是為了保護人類免於 AGI(通用人工智慧)的潛在威脅。加入我們,你是在為一個更宏大的目標奮鬥。」Ben 認為,這是一種高明的非對稱作戰策略,用「使命感」這一無形資產,彌補了「資源」上的巨大劣勢。
創辦人動機解碼:戰略家 Altman 與防禦者 Musk
Ben 進一步反思,認為自己當年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即是將 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的動機混為一談。細究之下,兩人的盤算可能天差地別。
- Sam Altman:終極的交易撮合者
對 Altman 而言,非營利結構或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實現其宏大野心的「戰略捷徑」。他是一位天生的戰略家與交易撮合者,目標是打造一個價值數兆美元的事業。他清楚地知道,要實現這個目標,他需要全世界最頂尖的 AI 人才。而非營利的外衣,正是吸引這群理想主義者的最佳誘餌。他需要 Musk 的啟動資金,因此樂於配合這個看似烏托邦的敘事。Altman 的行為模式,更像一個務實的創業者:為了達成最終目的,形式可以極具彈性。 - Elon Musk:出於商業競爭的防禦性攻擊Musk 的動機則可能更為直接與個人化:商業競爭與自我防衛。在 2015 年,Musk 已將 Google 在 AI 領域的快速進展視為對其核心業務——尤其是 Tesla 自動駕駛技術——的直接威脅。資助並共同創立 OpenAI,可以被視為一項防禦性舉措,旨在建立一個能與 Google 抗衡的 AI 人才庫和技術堡壘,避免 Google 一家獨大。Ben 認為,自己當年的犬儒式批評,用在 Musk 身上或許更為貼切。而 Musk 後來與 OpenAI 決裂,並創立 xAI,將其與 X (前 Twitter)、Tesla 等業務深度綁定,似乎也印證了他始終是從自身商業帝國的角度來佈局 AI。
打破規則的遺產:是創新催化劑,還是潘朵拉的盒子?
無論最初的動機為何,OpenAI 的結構選擇無疑對整個科技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正面來看,這個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打破了 AI 研究領域由少數巨頭壟斷的僵局,催生了震驚世界的 ChatGPT,並迫使整個行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奔,最終讓普羅大眾得以親手觸碰強大 AI 的力量。
然而,這也正是 Ben Thompson 的核心擔憂所在。他認為,OpenAI 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a bad precedent)。它打破了矽谷長久以來一個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即強大的、可能改變世界的科技,應該被一個清晰、可預測的「利潤動機」(profit incentive)*所約束。
利潤動機雖然不完美,甚至時常被詬病,但它是一個強大的治理力量。它有明確的邊界,迫使公司做出理性的商業決策。相比之下,一個模糊的、崇高的「使命」,其解釋權完全掌握在少數創辦人手中。當 mission-driven(使命驅動)的公司手握越來越強大的技術時,誰來約束他們?Ben 強調:「科技越強大,我越希望它被利潤動機所支配。」因為與創辦人「相信我,我會做正確的事」的個人承諾相比,財報和股價是一個更為冷靜和可靠的限制器。去年 OpenAI 的董事會風波,恰恰暴露了這種使命驅動型治理結構在面臨巨大商業利益時的內在矛盾與脆弱性。